张艺法：消费时代的经典寓言

自2011年以来，青年艺术家张艺法就一直持续创作名为《取经》的系列雕塑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张艺法将中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西游记》中的人物进行了重塑，四位取经的主要人物和白马都被卡通化，原著中宣扬的“历经磨练修得正果”那种严肃的人生道理被消解成类似旅游一样的闲散气质，营造出一种诙谐、轻松、错位、尴尬的复杂感觉。张艺法之所以要营造这种感觉，并不是单纯恶搞、拆解经典，而是希望以故事的方式呈现急剧变化的文化生态中，古典价值观与现代生活的落差和断层导致的一种碎片状精神状态。

在谈及观念之前，我认为很有必要先谈一下张艺法在雕塑语言方面的思考。按照他思考的主题来看，艺术家往往会选择以装置艺术的语言来切入，毕竟装置艺术本身就带有极强的观念性，西方当代艺术史中也多有涉及对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的反思之作，这些作品大多以装置的形式出现——不难理解，在消费社会中产生的实物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物证，本身已经带有极强的信息量。然而张艺法既没有在“雕塑”的范畴内讨论空间关系，也没有进入以观念为支撑的装置艺术，而是介于雕塑和装置之间，以雕塑擅长的语言表达装置擅长的观念——这种表达方式既是一种现实策略，又不啻为一种语言探索。至少，在语言层面，张艺法的这种表达方式让古典保守的雕塑语言往前走了一步。我想，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单纯使用新颖的装置视觉不足以表达经典在当代生活中的悖论感，而雕塑本身就是为了承载古典思想而存在的，对雕塑语言的改变能够突出强化经典与当代碰撞的视觉直观性。

不过，仅仅止于语言的出新，在这个材料横行的视觉时代，着实算不了什么惊奇。在当代艺术界，许多从事雕塑的艺术家在经历了装置艺术的语言狂飙之后再回过头来做雕塑，将雕塑语言从古典造型中拽出来已经不是难事，我们看到许多雕塑艺术家只要将材质变成不锈钢、玻璃等装置艺术常用的材料，就已经能够在视觉上与古典视觉大大拉开距离。然而，雕塑越靠近装置，对观念的考验就越大，若没有深刻的观念价值作为支撑，单纯的语言跨越结果就是既失去了古典雕塑的语言价值，又没能进入装置艺术的观念价值系统，最后只能落得一个时尚新颖的视觉。

在我看来，张艺法这一系列雕塑的价值并不在于语言变化，而是在于他想说的“事”。作为一个生于南方海洋城市的八零后，张艺法经历了比内陆人更强烈的经济开放刺激，加上海洋文化所特有的开放和包容性，张艺法三个阶段作品都是与社会思潮以及个人生存有着紧密关系，并非空穴来风。

第一个创作阶段，张艺法更多的是注重雕塑语言的变化，不过他并不是纯粹搞语言实验，而是利用了观念来倒逼雕塑语言，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思路。作为八零后，他明显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生态的变化，而在消费主义，流行文化成为趋势的今天，中国人的性格却是在古典文化中养成的，这个民族的基本共识大多还是来自于古典思想体系，难免精神上整体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错位感，这种错位感时刻影响着人的生活，并不时制造出一些令人恍惚的卡壳景观。张艺法选择了重新解构古典文学的方式来将这种矛盾视觉化。被称为四大古典文学巨著之一的《西游记》，在中国几乎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生态，不同行业不同阶层都对之耳熟能详，并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提炼自身的感受和解读；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需要下被一次改写、阐释。这个系列的《取经》将人物的身份模糊后，庄严的取经大业变成了一种简单、有趣的逍遥，这些人物的造型中，我们看到的是“无经可取”的失落且欢乐的状态，暗指着中国人理想状态的消失而导致的精神真空。

第二阶段的作品创作于2012年，名字为《经书》。《经书》承接了上个阶段的思考，更加明确了所谓“丢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张艺法记忆或多或少能触及的，是以理想名义和状态出现的文化革命、八十年代戛然而止的政治热情，直至今日余温尚存。在这一系列中，“经书”被直接置换成“革命圣经”——马列主义经典；而取经者也分别穿上革命者的衣服，暗喻着当年那些对马列主义渴求的革命青年们。确实，经典原著中唐僧师徒一众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真经拯救世人于水火之中，最后是皆大欢喜的结局；而这个结局的前提，就是佛经被毫无争议地默认为“救世真理”。而在革命年代，也有整整一两代人都以一种信仰的方式去寻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最后真理的传播到底将中国引向了何方，已经成为亟待反思的问题，在经历了看起来并非有效的“拯救”之后，中国人对这种红色理想的热情正在慢慢冷却，从而也陷入了理想的真空。

沿着这个思路，张艺法继续着他的思考：红色理想真空之中，究竟是什么来填补。2013年，他创作了两个系列《全民运动》、《娱乐时代》。《娱乐时代》中的西游人物更是远离了经典语境，被塑造成为极富时尚个性的摇滚青年。这里的“摇滚”主要指向一种以音乐为基础的大众娱乐，表明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政治状态进入到了娱乐之中，各种选秀掀起了全民娱乐的大狂欢，人人向往成名，这种状态似曾相识，只不过广场上摇曳的红本本换成了蓝色的荧光棒。而《全民运动》系列显然来自于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感受，这种以运动为基础的盛会同样源自西方，曾经作为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重要象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源自西方的运动盛会已经与运动、自由没有太多关系，它更象是一个仪式，一个宣告中国有能力参与国际社会的仪式和象征；正因为如此，中国人面对奥运会的时候，仍然带有一种朝圣的感觉，连毫无瓜葛的底层市民都会莫名感到荣誉感。着两个系列的《取经》，比之之前削弱了历史性和叙事性，增强了现实干预的力度。

实际上，张艺法的作品中表明他对一切带有神圣光环的理论、秩序都心存质疑。对于从别人那里拿来真经就能解决问题的简单观念，张艺法从中看出了虚伪、自卑甚至是奴性。他并没有以一种激浪派的先锋方式对此直接下刀，可能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反而会激发一种自卑引发的自信状态。通过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所做的象征和比喻，期间的尴尬、断层、错位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给人一种啼笑皆非的荒谬感。在一个恍惚、敏感的民族性情中，这种有趣荒谬感或许比锋利的言辞更能激发观众的思考。

赵子龙